式软包装、瓶装、听装的酱菜,就使劲地出来了。豆皮大楼,那进的是黄豆,出来的,都是一级的酱豆干、豆腐乳、千层豆腐、豆奶和你们山西叫豆腐筋,咱这叫的腐竹。尤其是那‘豆皮饭包’,城里人中午吃的,都是咱村里生产的,那是咱的独一份儿。这些个产值,都算副食品加工厂的,所以副食加工效益就见着大了。真正那种菜该种多少,市场多大,就在那儿现成地摆着,使啥法子安排种植规模、品种,怎么作就能算是合理的,咱现在是教授头和几个教授爷儿们,使着计算机在那儿算计着,那叫作个‘宏观管理’。那一大套的,要是让我来,那真是这辈子不敢想,咱真是学不来的。要想接班,就指望着咱孙子东东了”。
“看你给说的,咱小儿子,和那没过门的小儿媳妇,教授读成了,还不给接上了?”菊子说,
“我早就告诉你了嘛,咱这小儿子,你舍得也好,不舍得也好,就准备着注定是要支援出去的了。怎么整天让你先做好个思想准备,总也是准备不好。人活一世,也不能只是想着自己,只进不出。咱要不是教授头领着教授们支援咱们,那有你现在的千万富婆,是不是”。
宪平老头倒是满脑子“大局”、“国际主义精神”。
“就你娘家姐夫那老儿子,三十好几了,这次,派上了支援骨干的任务,那不是让封闭集训了。到时,打个被包卷就走,上山西当副县长,那叫星火燎原知道不”。
一夜,宪平老头屁股沾上沙发就没挪窝,就着孩子们的问这问那,一路吹着就到了9点。
菊子也是手上没闲着,嘴上不时地插着话头,让孩子们轮着,把个新买的、家带的衣服,都拿下楼来,开着电脑、连着缝纫机,打到刺绣档,输入孩子们的名字,前头加了个“菊”字,找了衣角、裤脚,从里边都给绣上了各自名姓。待到老头问起为什么就非加个她的“菊”字,满有道理地说,全村就她一个名字带着“菊”字的,绣上了,到时洗衣房里,包管说啥也认得是咱家孩子的衣服,保个混不了。
孩子们好静的陪着,坐着看着电视,有那好玩的几个小子,使个遥控车,东厢房开了又奔西厢房去,在厅堂里,这儿穿过来,那儿穿过去。小荣荣就粘着她大娘坐着,看着大娘使着缝纫机绣字,有那嘴馋的,冰淇淋吃够了,一色的热带水果,挨着个地尝了个遍。临了,菊子非让孩子们都吃下一大碗冰糖释的花生汤,赶着上楼睡了。
五院长柯荣光,那是复旦大学历史系、心理学系双学士,他在《江西酸性红壤改造》项目上支的两着,没多久,就让证明是高着了。
他头里老早就揣着的一着,是在实施地点的确定原则上,他支的那着,“地点选定,应为宗族势力强、姓氏集中的”,事实证明,在这接近赤贫地穷乡僻壤,最有行政管辖效率的组织,你也别管是那朝那代,一向的,就是那由最原始的血亲关系所建筑的宗族。
前张村的选定,与此不无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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