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嘉庆问：“那可怎么办呢？”

　　贾老师说：“起先，县政府里的‘同志’们把这件公文压下，教育局的‘同志’们也设法疏通。由于农民运动的高涨，省政府指令县政府追查，要‘缉捕到案，严行法办’！我们只得避开了，县政府里有你、我和江涛的红名单。”

　　张嘉庆问：“哪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”

　　贾老师说：“江涛已经回到保定，你也要离开这里！”

　　张嘉庆听得说，立时睒了眼睛，说：“贾老师！我不能离开你。你知道，我没了家，没了父亲。母亲是一个花钱买来的姨太太，她疼我，爱我，同情我。可是她在家庭里没有一点地位，除了眼泪，什么也不能帮助我。张家已经把她赶出来，也不知道上那里去了。我跟你在一块，你就是我的父亲，我也不再想母亲。贾老师！你把我引上革命的道路，我就依靠你。我愿为党、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到底。我决不犹豫，决不动摇，也没有第二条路走！你不相信我的话……”说着，他把钮扣嗤地一声捋开了，用手挖着心窝，说：“把我的心拿出来叫你看看！……”

　　贾老师听到这里，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。肃穆的脸上，射出亮晶晶的光亮。不等张嘉庆说完，他说：“嘉庆！我知道你的苦楚，别说了，再说就疼坏我了！你放心，你是党教育出来的孩子，党不能放开你不管！可是我要批评你，你应该依靠党，依靠组织。离开家，党组织就是你的家。没了亲人，每一个党组织都有负责人，你要依靠他们，懂得吗？”贾老师在政治生活里，一向是严谨的。若是看到那个同志有一点糊涂思想，就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。当他看到立在眼前的，还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，就不再批评他。

　　张嘉庆说：“依靠党，依靠组织，我是知道的。当我每次下乡，在路上走着的时候，一想到这里有这样一座母校，两条腿就走得更快一点。一想到贾老师坐在这间屋子里，就象母亲在这里等待我。我也想过，生我的是母亲，教养我成长起来的是党。依靠组织，服从组织，我明白。但是，这个原则要和母亲一样的人结合起来，我就能更好地进行工作，因为你深知道我的缺点和优点。”说着，他的眼眶里涌出泪花。张嘉庆是个硬性子人，向来没有哭过，为了这件事情，眼上再也啃不住眼泪了。

　　自从张嘉庆在河南区领导了秋收运动，他的父亲大发脾气。一天早晨，趁着张嘉庆还没起炕，叫了左邻右舍，叫了家族长，搬了铡刀来，放在台阶上。老头子敲着门，呐喊了一声，说：“嘉庆，你出来！”母亲走出来一看，阵势不好，连忙走回去哭着把他拍醒，说：“儿！好儿！你快逃活命吧！”张嘉庆猛地醒过来，从炕上跳起来，听说父亲要铡他，扔蹦跳上窗台，踩断窗棂，跳上屋顶逃走了。反割头税运动以后，冯老兰又撺掇张嘉庆的父亲，在衙门里告了张嘉庆一状，说他忤逆不孝，登报脱离了父子关系。这样一来，张嘉庆就成了职业革命者，帮助贾老师检查工作、指示工作，写钢板跑交通，成了党委机关有力的助手。他白天出去工作，晚上回来，和贾老师睡在一个屋里，冬天睡在一张床上，夏天睡在贾老师的办公桌上。有时回到自己村里，也不过在同志们家里住几天，求人把母亲叫出来说会话。母亲也只有对着亲生的儿子流一会子眼泪。后来他跑工作到了家乡一带，说起张飞同志，凡是穷人，到了那家那家高兴，到了那村那村欢迎。

　　贾老师看得出来，张嘉庆自从离开家庭，把几件衣裳都穿得破破烂烂。他出去工作的时候，不能按时吃饭，偷偷地藏在农民的小屋子里，这个同志送块饼子，那个同志端碗稀粥。到了工作薄弱的地方，就一天吃不到饭，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来。到了工作没有基础的地方，晚上不敢住在村里，宿在漫洼野地，睡在秫秸堆里。在机关里的时候，依靠同志们从伙房里偷几个馒头来吃。在饭铺里吃饭，他舍不得花钱，也只能吃个半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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